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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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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(de)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(tèzhēng)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(zài)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(fāzhǎn)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(yǐ)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等机构中。 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展览(zhǎnlǎn)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(zhēnguìwénwù)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(wénmíng)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(zúyǐ)证明:在(zài)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 沉睡(chénshuì)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 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(zhījiān)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(děng)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(chūntiān)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(zhōngguó)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,投笔从戎的施昕更一边在浙南(zhènán)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(zhěnglǐ)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(túpiàn)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(xíngzú),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(suīrán)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(yě)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(de)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精彩(jīngcǎi)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(fēngfù)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纹(wén)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(zài)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(guīgé)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(liángzhǔ)终于显示出(chū)了(le)它独一无二的(de)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(cái)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(kāishǐ)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(yǒu)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(zhū)。 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(jiàzhí)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(xúnzhǎo)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(chángshì)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(wúyí)是玉琮。 “琮(cóng)”是(shì)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(bèi)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(hé)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(yáoshān)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(de)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(wèi)主题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(gāo)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 1987年,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(hào)墓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(qūbié),位于墓主胸腹(xiōngfù)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王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(gāo)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(zhòngdá)6500克 图据:ICphoto 在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(yǔmáo)发冠(fāguān)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(túàn)。 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(dōu)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(yǔguān)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(shàngzhī)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(shēnxià)是一只(yīzhī)伏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(bíyì)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(局部(júbù)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图案,是(shì)良渚(liángzhǔ)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(zuìduō)的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(qínlǐng)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(wénxiàn)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(shǐqián)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(le)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(yòngyù)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 玉钺在(zài)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(de)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一件陶罐(táoguàn)上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(gè)符号,李学勤教授(jiàoshòu)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(chūtǔ)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(dōu)显示良渚文化(wénhuà)已经进入(jìnrù)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(duōzhǒng)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(èhuà)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(hóngshān)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(zhīyī)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(yú)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 (下载红星新闻(xīnwén),报料有奖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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